资料一
　　(改编材料)A省××市是全国创建文明城市试点城市之一。该市凤山路位于市中心闹市区，毗邻著名的凤尾湖风景区和现代商业文化步行街，是久负盛名、极富人气和特色的小吃一条街。最近两年，随着无证摊贩的不断涌入，凤山路存在的“脏乱差”问题益发凸显。

《江东晚报》记者2009年2月采访笔记：
　　深夜12点，近百米的凤山路依然热闹非凡。摊主们的高声吆喝、食客们的肆意谈笑，充斥着整条街。等到摊收客散，已近凌晨4点。
　　居民王×家，临街的窗户被牢牢封死，窗户的外面，蒙上一层厚厚的油污。呛人的油烟味弥漫在四周。王×说，垃圾、废水、泔脚油在这里全都是随处倾倒的，即便是晴天，居民也不得不穿着雨靴进出。
　　小吃街内现从事烧烤经营的相对固定摊点约有5处，流动摊点有10多处。烧烤炉需预燃木炭，常常火星四溅，而液化气钢瓶就近在咫尺。该路周边大多为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式砖木建筑，满眼尽是犹如蛛网的乱拉乱接的电线。

记者发现，从事食品经营的摊点均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合格证。不少摊点的食品都露天晾晒、解冻，碗筷清洗也是一桶水重复使用。
　　每日高峰时段，凤山路人流量超过上千人次/小时，摊贩数也达到了数十个，已蔓延到附近的道路边缘。“三年前这里还能骑骑自行车，不久之后骑不了只能推，到现在连人都要侧身才能前进。”一位老大爷向记者诉苦。

保安陈××告诉记者，无证摊贩间经常为半米的地盘大打出手。记者从凤山路派出所了解到，外来设摊人员60%以上主要借居在附近小区内，摊贩间的帮派争斗时有发生。在凤山街道的信访记录上，沿线50位居民的联名信痛陈凤山路对他们日常生活造成的严重干扰。2006年以来，区信访办、城管大队信访窗口累计接到有关凤山路乱设摊位等问题引起的市民来电、来信、来访共计212起。在辖区派出所的110接警记录上，每天平均有四五起与凤山路有关。

东天网2009年5月8日消息：在年初召开的市“两会”上，人大代表赵××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整治凤山路”的议案，并获得通过。今天起，我市著名的凤山路小吃街展开为期十天的集中整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整治第一天的凤山路显得格外平静。凤山路整治后会变得怎么样、能否保持原有的特色，将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资料二
　　(中国经济网)在全国各地，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和城管这对“天生冤家”已经“斗智斗勇”了几十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一幕幕市井短剧，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眼光中不断上演。上海一份《城市设摊导则》提出的“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的地方政策，被认为是彻底化解这对“冤家”矛盾的举措。此后，重庆、南京、郑州、石家庄、乌鲁木齐等城市纷纷效仿解禁马路摊点;一些人大代表也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地方政府给守法小贩合理解禁，以保障公民基本谋生权利。一场牵涉到数百万城市边缘群体生计的变革，正在来临。下面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采访节录：
(一)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员流入城市谋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小商贩和外来人员到城市劳动谋生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也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管理的理念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体现在单纯地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这种形式主义的管理方式，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也没有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杨雄指出，事实上，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清除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一座城市中存在小商贩可以使它更有韵味，在一些国家的生活区、旅游景点，小摊点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凡是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他们的“地摊”经济都是很发达的。

上海市民谭老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是上海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只能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看见叫卖‘赤豆莲心粥’、‘磨剪刀’等代表性的场景了。可以说上海离开小商小贩就失去了许多韵味。”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小摊贩的缺失也带来了许多不便。对此，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新城的王大妈深有感触：“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北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规范，可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了。”

为什么在城市管理的问题上现在的矛盾这么突出、这么尖锐?我认为在城市治理的问题上需要理清一下思路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周汉华认为，在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体制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疏通。应通过划出专门区域，设置市场，为社会弱势阶层、低收入阶层提供生存的空间。
(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些地方，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您认为，现有的矛盾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有没有什么技术性手段可以有效规避或者缓解这种矛盾?

李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反映出了人们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认识偏差。我国的城市化是压缩型城市化，既肩负着传统的城市化的任务，同时又要在全球化浪潮下，完成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使命。这使得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全球型城市在城市空间区域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承担全球化功能的中心区的出现，像北京的CBD、金融街、中关村和奥运村;另一方面是传统城市区域中的生活区域，像北京的平房四合院区域。空间区域出现分化，对空间区域的治理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划分，于是产生了矛盾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城市不同功能区域实施不同的治理，满足不同区域的不同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城市的华美、可爱、流光溢彩。比如，对生活区域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可以适当地允许小贩摆摊;但是对于工作区域，则要实行严格管理，保持城市整洁的风貌。

杨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我认为，矛盾主要是由传统城市管理的理念滞后造成的。传统的管理理念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强调城市环境整齐划一。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改变以往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观念，要实施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区域内，让小商小贩存在。

记者：最近，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放松对沿街流动商贩的控制，商贩可以沿街设点摆摊。您认为这些城市的举措是否是一个进步?
　　杨雄：我认为，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体现了政府对于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是人性化的措施，也是和谐社会的体现。特别是《上海城市设摊导则》的出炉，正是借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管理上实施的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的经验，这将使小商贩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准备开禁马路摊点是个好事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否进步还要看实际操作的结果再作评论。因为，目前中国解禁马路摊点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解禁马路摊点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开禁可能有过多的小贩涌入城区，政府管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而且解禁必然导致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很可能对公共空间产生破坏性作用;再者，马路摊点的管理责任不好界定。小贩们有利益驱动，虽然不可能把更多的道路给他们，但小贩在做生意的时候，很可能会超越政府划定的区域。如果没有法规进行管理，解禁后可能很快陷入混乱状态，然后不得不再次明令禁止。解禁马路摊点不能凭一时的冲动，仅有良好的动机也不行，必须得出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细的管理法规，才能保证马路摊点平衡地运行。

记者：如何处理小商贩带来的便利与城市环境问题间的矛盾，在如今的大城市一直是个难题。您认为流动小商贩能否成为和谐城市的组成部分，其生存权是否应得到保障?我们还应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国庆：流动小商贩能够成为和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之中，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中。以北京为例，据对农民工的统计，北京市有流动人口350万，66%是农民工，其中半数以上从事服务行业，流动商贩是许多人的谋生手段。与此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着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小商贩的存在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双方都受益，实现了双赢。目前的问题是，政府要正确引导，通过有效的城市管理，尽量满足市民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为小商贩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放宽对小商贩的限制，划定经营区域，建设符合标准的商业设施;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保证市民的消费环境安全。

杨雄：一定要保障小摊贩的生存权。小摊贩在规定的范围内被允许摆摊，只是解决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许多小摊贩是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他们的医疗、养老问题都需解决，还有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要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些问题都要解决。这是仅靠出台一两个《城市设摊导则》无法解决的。所以，要实现和谐城市的目标，我们的政府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资料三
　　(1)(解放日报网)城管队的大门，曾是无证摆摊者最不敢来的地方。昨晚8点左右，20多名无证摆摊者被邀请到了虹口区城管队的会议室。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商、药监、公安、环保、市容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会，大家都把想法拿出来交流一下，一来是宣传政策，二来也想听听你们的心声。”夜排档整治机动队队长王文达的开场白简单明了。才到上海三个星期的曹磊马上站起来说：“我家的几亩田都被淹了，我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一无技术二无文凭，就是做点小生意，搞不懂为什么要被你们抓来抓去的。”40多岁的林小风也站起来说：“我们从事的是饮食行业，民以食为天，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知道摆排档会影响市容，但是污染和噪音也不是很大啊。”

“说是便民排档，满足群众需要，你们考虑过卫生保证吗?在座的谁有健康合格证?”听罢摊贩诉苦，工商执法队队长李建纲忍不住开口，“你们说的概括起来就是合情合理，但不要忘记更要合法。谋生之道不能与城市发展格格不入。”虹口公安分局提篮桥派出所副所长史徐民针对无证摊贩阻碍执法，雇“线人”通风报信，甚至殴打城管队员的行为展开法制教育。

城管队大队长陈乐喜的发言则掏了心窝子：“看到你们东躲西藏，我心里不是滋味。上海是个法制社会，近年来排档越来越少，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会全部消失?”他把目光转向曹磊：“小伙子我劝你，装潢、厨师、洗碗工，干什么不好?无证摆摊这一行长不了。”也许没想到陈大队长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曹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小摊主张大卫告诉记者，一开始城管队请他上门“做客”，还有点不敢去，这会不会是“请君人瓮”?城管队员找他谈了多次，考虑了近一周，他才约好同乡一起来。“我今天觉得挺感动的，从来没有这样和领导坐在一起交流，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做排档生意只能是过渡的，今后打算另谋出路。”张大卫说，今天各部门介绍的外来劳动力市场用工信息让他收获不小，对违法设摊给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有了新的认识。

(2)(解放日报)8个小摊贩，投票选出小组长，有人监督卫生，有人维护秩序，分工有序，秩序井然，“大盖帽”顿时闲了下来。镇江市中山桥西北侧的义士路上，马路摊点的“民主自治”试点进行得有声有色。
　　试点一个月，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小贩自治组组长黄××说，作为小组长，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协调，上传下达。现在大家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赶过来抢位子，也不会跟城管队员发生摩擦。上家泼了脏水扔了垃圾，下家就会提醒清扫，下家有了生意忙不过来，上家就在旁边搭把手。

镇江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华炯把“民主自治”的好处归纳为“一箭三雕”：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最主要的一点，城管队员的工作模式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实行自治之后，城管队员的功能从原来的执法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协调为主，有什么问题，聚在一起开个会，提个醒就行了。现在城管队员在与不在，现场的秩序、卫生都差不多!”华炯说，城管队员行政执法，如同行走在风口浪尖。不管理是失职，管了吧，和摊主的矛盾就会很尖锐。现在矛盾解决了，大盖帽也可以“隐身”了。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民主自治”这一做法将在该市800多户占道经营者中逐步推开。

社会学者周大卫认为，当尊重民生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时，全国各地曾经固守己见的城市管理者们会慢慢变得宽容，他们试图以更理性务实的方式去创造城市的和谐，转“堵”为“疏”、“有限开禁”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仿效者。但是他同时指出，开禁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只有对马路摊点进行有序管理，他们在方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同时，才不至于扰乱老百姓的生活。

(3)(东北新闻网)2008年3月19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政府举行了“城管工作进万家”暨“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城管工作“进社区、进企业、进商户、进工地、进校园、进乡镇”的活动在南宁全面展开。同时，3月19日被确定为南宁市“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资料四
　　(快报)城管来了，小贩逃走;城管与小贩聊天，又被指“不作为”被开除。在全国各城市“设摊”与“禁摊”的激烈讨论声中，全国第一部将“摊点合法化”内容写进条文的法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修正案)》于2009年5月20日获得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南京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以法规形式将这一理念确立的城市。“可以摆摊设点的地段和经营时间，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不影响市容和交通以及方便群众生活的原则确定，报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虽然这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它却有可能终结城管与摊贩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和矛盾。第二天，南京市市容局市容处副处长刘国强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全是要求采访的媒体和想申请摊位的市民，原因就是：修改后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明确写入了“摊点合法化”的内容。

在“百度”搜索里，输入“城管暴力执法”，有52.5万条信息;而输入“暴力抗法”，也有46.2万条记录。“发生这么多的冲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感觉群众对摊点有很大的需求，根本是堵不胜堵，而化解矛盾也必然是从源头做起。”南京市市容局市容处副处长马良琪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每当经济不好，社区里居民缺乏收入来源的时候，早餐摊就会大量增加。一个摊子，有时候能帮一家人渡过难关。而本次摊点“合法化”，预计全市的摊位可以增加60%，可以为符合条件的困难户提供一条生存之道。

资料五
　　(新快报)2009年2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做客广州发表演讲。以下是记者报道这一新闻事件的摘要：
　　就这几年的热点，何兵指出解放小摊贩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解决就业，也可以消除制度的内在紧张。城管与摊贩在现实生活中是互为博弈的主客关系。何兵强调，对摊贩的非法化实际上是有历史根源的。他引述了一篇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那时，湖北黄冈一农民因贩卖鱼秧，被说服教育后割断了“资本主义尾巴”。城管与摊贩的追逐，他们的“都市游击战”从那时就开始了。根据对新闻事件的解读，何兵认为，这种“都市游击战”有两种可怕的后果。一是城管黑帮化;二是摊贩黑社会化。无论是“软暴力”还是“硬暴力”，都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不仅公众对城管认同度低，据调查，逾八成的城管人员自己竟然也缺乏职业认同。前段时间一个10岁小学生，为父亲是城管而感到自卑，这让人们记忆犹新。何兵强调，解放摊贩实际上也是在解放城管。

小摊贩是弱势群体。他们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这本身就值得鼓励。何兵指出，摊贩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重视“摊贩经济”。他认为，摊贩经济不仅增加GDP，还有许多的优点：1.满足低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需要，廉价的摊贩市场是他们消费品的理想来源;2.;3.。何兵指出，按大陆人口推算，全国大约有3000万摊贩，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合法化了摊贩后，城管干什么?何兵认为，合法化摊贩后城管并不需要消失，但要转变职能，从“执法”变为服务。他不赞成废除城管队伍，但城管应当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转变工作思想并转变职能。否则，他们干得越好，人民群众越不满意。他表示，摊贩治理，并非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克服的“中国难题”，世界各地都曾经历过失业人群“摊贩化”。在治理小摊贩上，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资料六
　　(国际先驱导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花八门的小摊贩已经成为街头一景。白宫旁、要道边，都可见排成一排的厢式车，支开一边车厢，挑起遮阳板，就成一个小卖铺，有卖箱包、文化衫的，也有卖咖啡和面包的。作为华盛顿街景的点缀，小摊贩已成为游客的一种记忆。如何管理小商贩，对市政府来说，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实名申请手续简便;摊位数量地点有规定;对待小摊贩政策有优惠，执法严谨态度温和;媒体理解非法摊贩;做摊贩也要有底线：不能妨碍交通，不能影响别人。白宫附近也有摆摊卖衣服的，一
在韩国，小摊点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首尔的主要街道上，越是繁华的地段，你越能看到众多的摊点。这些摊贩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摊店业主联合会”，协会在政府与摊贩之间的沟通、维护摊贩的合法权益和实行摊贩自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对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首尔市政方面在相关的街道地段设立临时性棚屋，引导摊贩合法化经营，其中食品摊要有健康证明。除了合法的固定摊点之外，首尔还有非法的流动摊贩，而且为数不少，但很少看见被警察清理。人性化管理也有前提，摊贩赚钱不能不顾起码的社会秩序。

在法国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非法摊贩并不多见。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贩都是拥有专门执照的流动商贩，要想在某个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必须向早市所在市政府提交申请，然后等待批复。早市的摊位通常是在前一天临时搭建而成，第二天中午早市结束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拆除摊位、打扫卫生。

跳蚤市场是法国的另一大特色。巴黎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如果是周末举办这类跳蚤市场，警察和消防队都会被派来维持秩序。要是摊贩造成扰民、阻塞交通，有关部门就会修改相关的摆摊地点和时间。巴黎有关市政和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在具体的执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针对乱摆摊的行为，巴黎警察虽然比较严格，但一般也只是将人带走，却不没收财物。

资料七
　　综合信息：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到河南洛阳农村考察，听了农妇反映“不能进城卖桃是最大的苦恼”时，当即指示：“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让农民进城卖桃。”
◆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工作会议透露，2009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总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包括600余万高校毕业生。人保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我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财经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农民工的就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2009年2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约2000万失业农民工返乡，今年共有2500万农民就业面临很大压力，国家将采取五项措施着力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这一突出问题。“当前保就业、保民生就是保农村稳定。”
◆(千龙网2009年6月1日)这两天不少常州市民在打开常州市城市管理局网站时，惊讶地发现整个网站被恶搞得面目全非，网页上满是侮辱城管的言语和照片，想查找的信息都没有了。直到5月31日中午9点多钟，网站才恢复正常。据了解，网站被黑后内容基本上没有被恶意删除，只是增加了一些恶作剧的内容。目前，常州警方已介入调查。
◆(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9日)对于乱摆卖、乱丢垃圾、乞讨、随地吐痰等属于城管执法范畴的违法行为，可否由警察来执行?在昨天召开的深圳市政协四届四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杨立勋提出了《关于组建深圳市城管警察的建议》的提案。据了解，深圳市城管局也正有此意，将起草相关报告供市政府决策。
◆(新京报 2009年4月23日)被称作“城管独门秘籍”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及其部分“雷人”内容，一经曝光即引发网友骂声一片。22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回应，此书因“个别用词和提法欠妥”，从未在城管一线执法队员中进行过统一培训。而公共安全危机干预专家、该书的执笔人高锋教授却坚持认为，网民对教材有误读，“教材中心的一点就是要平安执法，执法不出事，拒绝粗暴执法。”他评价道，培训教材对于近几年城管执法状况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资料显示，北京市有30万无证摊贩，城管系统只有5000名工作人员，按人口比例配比，每1万名市民配备的城管队员不足3人。“一个城管要面对60个无证摊贩，不想用暴力也难。”海淀区城管大队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诉苦道。
◆(互联网)今年1月，天涯社区上的一则《失业逼着我创业，首月收入13000》的帖子引起网友热议。文中罗列了卖煎饼的成本及收支情况，计算出“每天流水账达千元，一个月能赚1.3万元，一年能赚10万块”。发帖者鼓励同样失业的农民工换个思路：“失业不可怕，创业也不难，只要能吃苦就好了。”今年40岁的老杨16年前从安徽老家来上海打工，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找活儿干，去年9月丢了饭碗。面对返乡的同伴，他却留在上海继续打拼。“卖煎饼我看行。就算金融风暴来了，人们消费少了，但饭还是要吃的。”开张后，红火的生意让老杨喜出望外。头20天的营业额有1.5万元，老杨笑言，虽然离原计划有差距，“但1.3万元的目标不会放弃”。
◆2009年4月25日，互联网中华硕博网核心提示：“如果我能回到从前，而且必须决定怎样谋生，那我不会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学者或老师，我宁愿做个水电工或摆地摊的。——爱因斯坦”
◆日本八佰伴创始人阿信女士，最早就是从地摊起家的。正是地摊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待人处事能力，让她得以成为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的女性创业楷模。
对◆国际上著名的设计师沙里宁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观点：只有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城市，是难以创造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请用“……与……相结合”或“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表达形式，准确概括资料六中，国外在管理摊贩方面所体现的三条主要的管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