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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①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
②③④①B
③②④①C
②①③④D
③②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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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对当前学校教育不足的反思，让家长们的目光______地转向了传统德育。但传统德育自身有着一整套方法，不能______，应全面了解和运用，才能起到实效。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不假思索 以偏概全B
不谋而合 穿凿附会C
不约而同 断章取义D
义无反顾 望文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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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尽管“茶道”这个词从唐代至今已使用了一千多年，但至今在《新华辞典》《辞海》《词源》等工具书中均无此词条。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东方文化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______的定义，而要靠个人凭借自己的______去贴近它、理解它。依次填入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
系统 感悟B
理性 感性C
准确 悟性D
精确 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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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十三） 【给定资料】 长期以来，“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国人的向往之地，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2010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女士到武汉买了一套房，并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举家“转战中部”。吴女士说：她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这笔钱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室、四环附近小两居室的首付。上下班交通又非常拥挤，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 2006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小刘从郑州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广州“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他说：“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广州发展和生活，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10年，他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4年多的广州，在郑州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但是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也很多，因此，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广州差。 “蚁族”是青年学者廉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他们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北京、上海、广州的城乡结合部都聚集着这样的人群，总数上百万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样的年轻人怀揣知识来到一线城市寻梦，但近年来，由于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路飙升，而且竞争激烈，他们经常处于窘迫、焦虑与不安之中。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分析一些青年人才“逃离北上广”的主要原因。 要求：分析条理清楚，语言流畅，简明扼要，字数不超过1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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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在汉语里，声调是音节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重要的辨义作用。古代汉语也有四个声调，但是和今天普通话的声调种类不完全一样。古代的四声是指（ ）。A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B
平声、上声、去声、人声C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D
高声、中高、中低、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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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八）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问题
问答题（十三） 【给定资料】 1．2011年2月，科技部发布通告，经调查核实，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的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某等2005年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李某被西安交通大学解除教师聘用合同。这是中国首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 2006年以来，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些高校接连身陷“造假门”事件，使这些国内顶尖高等学府遭遇到信任危机。清华大学医学院某院长助理，因在个人履历、学术成果材料中把他人论文作为自己的成绩，涉嫌学术造假，被撤销教授职务。上海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某院长，因申报评奖材料中将他人论文列入自己成果清单，被免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职务，相继又被免除教授资格，终止聘用合同。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某院长，因“汉芯”系列芯片造假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被撤销学院院长职务，教授聘用合同也被解除。据调查，该院长负责的汉芯团队所研制的成果，其实结构简单，并不能单独实现指纹识别和MP3播放等复杂演示功能。 韩国胚胎干细胞研究带头人黄禹锡科研组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被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认定为有意造假，首尔大学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韩国政府也取消了授予他的“最高科学家”称号；检查部门以诈骗、侵吞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等罪名向黄禹锡提出指控，首尔高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王某在上世纪90年代就获得了杰出青年基金，被公认为最能不顾其他杂事只管埋头做科研的年轻数学家。因为要做意义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没有发表—篇论文，但当杰出青年基金三年到期验收的时候，因为论文数量不够，很难通过。最后，迫于验收的压力，他把本可以发表的长达100多页的关于他三年里所做的那项杰出研究的论文生生拆成了五篇来发表，就为了能凑够论文数量以通过验收。 有权威机构公布了—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当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 2．某报刊记者小S，就最近几年我国学术浮躁，采访了—位教育界的评论家刘某。刘某说：“近年来我国学术浮躁事件曝光日益频繁，民众对学术浮躁的质疑、举报和批评之声日益激烈。”刘某认为目前学术浮躁多样化，他举例说：“请人代劳抄袭造假是中国大专院校流行的学术造假手段。大专院校的领导干部工作繁忙，自然就请人代劳。老师请大学生代劳抄袭，成为各科专业老师教授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潜规则。在校大学生帮助主管老师撰写各种各样的论文现象时有发生。”刘某还说，拼凑编辑造假也是当今最常用的手段。—篇用拼凑编辑手段造假完成的文章或者著作表面看上去非常完整，也非常有条理，有数据案例，还有历史名人的经典思想观点佐证，文笔文法基本上也没有大的错误。可是仔细阅读研究就可以清楚发现，作者根本没有自己创新的思想观点，所有看上去比较重要的思想观点不是引用历史名人的，就是抄袭民间大众的。 刘某告诉记者小S，几年前有—位回国朋友揭露，曾经在中国畅销的欧美名家撰写的经营管理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编辑出版机构社撰的造假书籍，连所谓欧美名家姓名履历、大学研究机构名称都是假的。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记者小S听到委员们最多的发言就是：目前，学术界浮躁虚假之风盛行，泡沫论文、虚假奖项等现象泛滥，许多科技工作者不能够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浮躁虚假之风已经成为阻碍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大绊脚石。 有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出现的学位论文抄袭事件，共同的原因是在平时培养中老师对学生的指导很少，在审阅学生的论文时，导师放宽要求，甚至有的老师根本就没认真审阅。某大学副校长朱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导师不仅要在知识传授和方法训练上指导学生，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同时，也应加强对学生的道德引导，帮助学生提高诚信素质、学术品德。 某省人大代表、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赵某分析，现在的职称评定体制存在问题，很多行业评聘都要论文，这就给“造假行业”的存在提供了土壤。目前造假团伙已成行成市，只要愿意出钱，可以包写论文，还可以包发表，不同级别的杂志都可以。他建议，政府应严厉打击学术造假背后的“造假产业”。 某省人大代表、大学校长胡某也表示，对学术造假，法律上很难界定，国内也曾有几例因学术造假告到法院的，但论文毕竟不是专利，怎么算造假不好说，也没对他人造成直接的危害，最终都不了了之。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但在重要科技领域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成果却很少；科研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大量存在。 3．前不久，湖南岳阳市人民政府宣布，经过当地有关部门两个多月的奋战，成功破获—起涉及福建、湖南、浙江三省的瘦肉精生产、销售案件。 与以往类似事件不同的是，这次竟从饲料中检测出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苯乙醇胺A。同时，从浙江大学教授邹某处查获含苯乙醇胺A的饲料1500公斤，并对其实施刑事拘留。 如果说此前的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抓抓利欲熏心的销售商家源头，问责—下管理不严的监管部门，尚算—种对食品安全的把控。可此次冒头的新型瘦肉精事件背后，竟赫然站着个浙大教授，这让对科学怀着无比景仰之情的公众情何以堪？原来这些严重损伤公共利益与公众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竞与专家学者有重要的瓜葛。这些“天才的发明”让人叩问，究竟是什么让学术界人士堕落如斯？ 浙大教授在这起瘦肉精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仔细分析，不难想象。国内—些学者却因为课题经费、职称、地位、技术转让费等利益诱惑，集体屏蔽瘦肉精负面信息，最终造成后期—系列瘦肉精事件。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与利益靠得太近，又缺少相关规范制约。科研精神最核心的理念理应是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倘若科学研究无视公共道德，藐视法律与科学伦理，则不仅会对社会造成可怕的伤害，更会让科学工作者个体陷入道德与法律的挞伐旋涡。有鉴于此，浙大教授涉案瘦肉精事件，理应成为学术界反思科学道德现状的契机，不仅需要建立详细的规范与细则来规范科研，更要让食品监管深入科研领域，让科研走在合乎道德伦理与法律的轨道上。 4．有学者指出，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高校扩招本来是为了通过普及高等教育来提高民族的竞争力，但片面追求规模和数量增长、急于求成的扩招是—种高等教育的“虚胖”，各高校的软硬件配套设施根本无法满足突然拥进校园的膨胀数倍的莘莘学子的需要。扩招使师资大量缺乏，高校不得不以降低招聘“门槛”来充实教师队伍。—些大学教授把赚钱当做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当做副业。另外，学校把学术成果作为了评价教师职业能力的绝对标准，教师如果在2～3年内没有发表文章或者申请到课题，便要被解聘或者降级。这导致许多教师不潜心研究，而是抄袭他人论文予以发表；有的则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中挂个名；有的则出钱请别人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有的靠胡拼乱凑，学术垃圾成批从这些人手中生产出来。 某报曾经对当今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展了—次专门的调查，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求职仿佛已经成为大学生的首要任务，而学业似乎沦为副业。目前很多高校的专业课出勤率很低，而学生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位大四学生说：“我们可不是去玩儿，好多人都是参加实习或是找工作去了，老师也都是支持的。说实话，现在学费这么贵，上大学还不就是为了找工作，这些专业课可以不上，找工作才最重要。”在谈到毕业论文时，另—位大四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正忙着面试、实习，刚“东拼西凑”了—篇开题报告，“论文到下学期再说吧，写论文不仅对找工作没有帮助，还要花费不少精力，我看不少学长—周就能搞定论文，这已经算认真的了。”大学生小王告诉记者，“对做学问、搞研究我—点没有需求感，考试嘛，‘60分万岁’，平时自己拿谈恋爱来消磨时光。” 5．“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至今，中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为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建设者。但放眼当下中国教育界，的确如钱老所发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由“钱学森之问”，以及建设世界—流大学的目标与当前高校教育质量日趋下降的矛盾，还有当前存在的学术造假等教育界乱象，我们不难看出，无法培养出创造型、发明型杰出人才已成为—大社会难题，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校长为给学术更大自由而主动退出学术委员会，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的教育家朱清时，在2009年接受凤凰网访谈时说：“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2010年6月，张清杰任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要营造学校“学术至上”的浓厚氛围。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教授治校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也说明了从国家到学者对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思索。 6．2004年，中国科学院完成《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对中国科学界许多违反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风的学术不端行为、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现象进行全面评估。2007年1月16日，中国科协七届三次常委会审议通过《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第三章列述了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与共同体惯例”的“学术不端行为”。2010年10月31日，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论坛在福州举行，中外专家学者就科技团体在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学术不端行为的源头治理、提升学术机构科学道德和诚信的办法等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问题】 假定“给定资料1～6”是你在调查研究中获取的信息，请你依据这些资料归纳出一份情况汇报提纲，以供领导参阅。 要求：分条归纳，内容全面，表述准确，逻辑清晰；不超过400字。